戚子言，男，1897年生于河南省陕县城内后营巷（今三门峡市开发区向阳村）。1922年1月参加革命，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红军游击队（洪湖赤卫队），后奉组织指示，转入隐蔽状态。1931年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党军队新编34师以掩护身份开展兵运工作。1932年6月19日遭所在部队军官举报被敌逮捕，次日在湖北沔阳县仙桃镇脉旺嘴被杀害，时年35岁。
　　一、投身革命
　　民国初期，因军阀混战，兵燹匪患肆虐陕县，民不聊生。戚子言在青少年时代就饱尝了人生苦难。其父戚象昌面对荒年乱日，不辞劳苦，艰难求生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他让戚子言一边上学，练习书法，间或习武；一边务农，特别教他学习染布的技艺，以便家业后继有人。
　　1919年，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陕州城乡。热血沸腾的戚子言被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唤醒，常常违背父亲的指派，和一些有志青年在一起谈论时事，谋划前途。他经常到设在陕州城内南街的豫芳照相馆和郭子刚（陕州城内人，大革命时期在陕州城南大街开设照相馆作掩护，从事共产党交办的秘密活动）会面。久而久之，一些人传言戚子言：“不守业，不正干，肯在外边瞎折腾”。家人听到风言风语后，父母亲朋曾分别和他谈话，想方设法劝他“改邪归正”。然而，他们没有从戚子言口中得到一点信息，戚子言在外的一切活动家人仍不得而知。
　　戚子言行事谨慎，守口如瓶，从事革命活动隐蔽性很强。有时深夜回到家里，饥肠辘辘，自己总要吃点馍饭才能入睡，第二天照常劳作或学习。对家人的劝说教育，他不反驳，不作答，对自己的事业从不懈怠，从不退缩。
　　1922年元月，已临近春节，家家开始置办年货，戚子言仍像往常一样忙个不停。除夕前的一天夜里，他把置办的年货带回家中，之后，不声不响乘着夜幕离开了家。他奔赴湖北汉口，投身了革命队伍。
　　二、红心向党
　　1922年2月，经过长途跋涉的戚子言到达湖北汉口。当时的武汉，正处于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前沿，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举行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成立，《劳动周刊》等进步报刊的发行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等轰轰烈烈的气氛，促使戚子言义无反顾地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洪流之中。1923年，戚子言在汉口法租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　　1923年6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。会议决定，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，实行国共合作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。不久国民政府开始北伐，大革命的序幕拉开。戚子言虽是个新党员，但他步入社会投身革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，思想认识能够紧跟形势，与时俱进。在大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中，他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方针和指示，不折不扣按党的要求执行。
　　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，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、蒋介石的南京反革命政府、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军阀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。当时，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只有湖北、湖南和江西三省。不久，江西的朱培德和湖南的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，武汉政府掌权的汪精卫也由动摇到叛变。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敌人逮捕、杀害，革命形势急转直下。戚子言没有被困难和失败吓倒，他变得成熟起来，振作精神，踏实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，严格按照党的指示办事，执行组织纪律，努力减轻革命的损失。
　　由于他在革命活动中严于律己，没有暴露身份，参加了武汉地区的组织营救和稳定局面工作。这时，他目睹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大义凛然走上刑场。也是在这时，戚子言才深深懂得，只有继续奋斗，被压迫的奴隶才能挺起自己的胸膛。他带着烈士们的无言嘱托，带着党的使命，踏上新的征程，投入到土地革命的红色风暴之中。
　　三、虎穴殉难
　　反革命的大屠杀使全国陷入腥风血雨之中。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，被敌人杀害的革命者达31万多人，其中共产党员26000余人，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多人骤减到1万多人。戚子言所在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。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“八七会议”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出路。戚子言坚决跟党走，革命意志更加旺盛。
　　1928年春，周逸群、贺龙在湖北洪湖地区发动群众，建立红军游击队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。戚子言受党组织指示，加入贺龙红军游击队，任洪湖赤卫队侦察员。经过艰苦斗争，根据地逐步扩大。
　　1930年至1931年初，湘鄂西党组织传达上级指示，布置党的各级组织设法收买敌人枪支弹药，开展兵运工作，解决红军游击队的武器困难。1931年2月，中共中央发出指示，要求“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，组织他们中的士兵暴动（就是兵变），进行破坏与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”。同时还特别强调：“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……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，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，侦探、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”。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，党组织决定选派有斗争经验的戚子言到敌军中去做“卧底”，具体实施中共中央下达的任务。
　　1931年春天，戚子言肩负党组织交给的重任，身着便衣，以探家为掩护，回到陕县城内家中，这是他参加革命九年多第一次回到家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他来去匆匆，时间紧迫，在家乡只停留了4天，且多数时间在豫芳照相馆和郭子刚一起为党所交给的任务而奔忙。夜间很晚才回到家里，妻子王楼见他日夜操劳，不便多问，又为他担惊受怕，嘱他注意身体。他只说：“啥事没有，只管放心，你把一双儿女照顾好就行了。”几天相处，戚子言没有透露一点情况。离别那天晚上已是深夜，戚子言趁着月光出门上路。初次奔赴汉口参加革命时只有2岁多的女儿现已12岁，见父亲匆匆离家，恋恋不舍，便和堂妹为伴，一同跟在父亲身后，连声求告他不要走，一直跟到南大街，见父亲仍不停步，女儿就牵衣顿足不让走。戚子言掏出两张钱票塞到女儿手里，哄女儿快回家，说：我有要紧事，不能耽误，听话。他含泪望着女儿回家的身影，毅然转身离去。
　　1931年10月，党组织为戚子言办好了进入国民党军队的一切手续和服装，派他到时驻湖北省石首县（今湖北省石首市）藕池口的国民党陆军新编34师2营任文书上士。戚子言深知在敌营工作的艰难和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，更重要的是祸及党和红军的安危。所以，他从探家到打入敌营，时刻考虑的事就是一定要慎之又慎，既要完成任务，又要保证安全。他在敌营投入工作后就细心观察，选择突破点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，他选准了自己的工作对象——同在34师辎重营2连任少尉排长的荆维藩。荆维藩是陕西蓝田县人，时年29岁，世代为农。经多次接触，两人情投意合。1932年2月，部队移驻湖北沔阳县仙桃镇（今湖北省仙桃市），两人关系更为亲密。戚子言把自己的便衣相片赠送荆维藩作为纪念，经常与荆谈心交流，形影不离。戚子言在隐蔽战线开展工作的情况，通过地下渠道不断向组织汇报，也不断接到组织的指示。1932年4月2日，中央内发《白区工作大纲》，批判不愿到白区工作的右倾畏难情绪，提出不容许每个革命战士再做“缩头乌龟”，要大步猛进，夺取中心城市，谁有半点畏缩犹豫，谁就是革命的罪人！中央指示下达以后，戚子言加紧做荆维藩的工作，他约请荆维藩到饭馆吃饭，饭后两人到汉江河岸散步，戚子言利用当时34师官兵3个月未发饷之事启发说：“我们干这事（指给国民党当兵）干啥哩！”他见荆表示同意，心情急切，就向荆说：“我是‘人在曹营心在汉’，我是给贺龙的红军游击队做工作的，你如同意，咱俩看机会行事。”荆维藩当即说：“好！我同意，以后看形势见机行事”。此后两人常在一起，无话不谈，互相深信不疑。
　　同年6月中旬的一天，师部军需处长石锦堂奉命到汉口去领饷和枪支弹药，令荆维藩带兵25名前往押运。6月15日（或16日）下午6时，荆维藩约戚子言外出见面，告知将于次日去汉口押运枪支弹药之事。戚子言询问枪弹品种、数量，荆说不清楚，只说“一切由军需处长石锦堂亲自负责。”两人说罢，各自分开。戚子言心急火燎，急忙换了便衣，连夜奔向100余里以外的荆州，向贺龙红军游击队报信。次日，荆维藩率部随石锦堂到汉口码头，把500支步枪、200箱子弹装在船上，沿汉江逆水而上，行至仙桃镇脉旺嘴下游八九里处，突遭贺龙红军游击队在汉江东岸截击，石锦堂与荆维藩带队在船上迎击，激战约半小时，敌不支。驻在脉旺嘴的敌34师2营部队急速赶来支援，红军游击队见岸上有敌人援军赶到，即向荆州方向转移，撤出战斗。下午6时，荆维藩将押运的武器运到仙桃镇军需处后回到连队。
　　第二天（约6月17日）下午，戚子言赶回敌营，路过驻在脉旺嘴的34师2营哨卡，被营长李蔚岚扣押审问，戚子言以去荆州看望老乡为由，据理申述。李蔚岚则以不穿军服、无出入证、无路条等事严加斥责，并追问与连队哪些人有联系？戚子言答：“认识人不少，都是同事关系。”李又问：“认识那个当官的？”戚子言和荆维藩关系师内皆知，便回答：“辎重连的荆维藩”。次日，李蔚岚即向师长张万信报告，又找荆维藩和其营长核查。荆维藩见上司追查，为保全自己，向张师长报告说：“戚子言是为红军做工作的，此次我部由汉口押运武器经脉旺嘴时受到红军游击队截击，目的就是抢截我枪支弹药。如果不是李营长及时率部赶来救援，将红军游击队击退，恐怕咱们一船枪械物资都被红军截走了。”张万信当即命令李蔚岚：“将戚子言在脉旺嘴就地枪决！”
　　随着敌人的一声令下，红军战士、共产党员戚子言被押上刑场，地点就在汉江东岸脉旺嘴的荒滩上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戚子言没有沉默，他高呼革命口号，英勇就义，把鲜血洒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，把革命精神留给了后人！荆维藩因举报戚子言被国民党陆军新编34师师部传令嘉奖，记大功一次，随后被晋升为中尉连长、中队长、团部上尉副官。1955年，被人民法院判刑10年，后死于狱中。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戚子言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。1962年，三门峡市民政局为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。